中国面壁者

发布时间:2018-04-17 11:34:27 来源: cyol.com

编者按 “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是核九院人的核心价值观,承继已经三代人六十年。按照这里独特的“物理学式选拔机制”,留下来坚守的人都是“纯金的颗粒”。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但,新一代面壁者已经无法回避山外的世界,他们有情有欲有血有肉。只是,他们的欲求不止于小确幸,他们更追求崇高感,更看重自我实现,他们的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实现了同频共振,相互成就。所以他们是社会精英、民族脊梁。

什么是人生赢家?财务自由、儿女双全是一种,功成名就、著作等身是一种,闲云野鹤、睡到自然醒也是一种。但这些都与九院人无关。

人有脊椎可以挺直腰板,基石稳固才能建起高楼大厦,但真正的脊梁和基石原本就是看不见的。

无需别的证明,奋斗本身就是幸福,这是九院年轻人的幸福观。你认为什么才是幸福?大情怀与小确幸可以兼得吗?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怎样才能更好地自我实现?欢迎参加“强国一代大讨论”,来信谈谈你的观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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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对很多人而言,这里不为人知。而事实上,这里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所有人。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被熟悉的人尊称为“核九院”,这个中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实现了原子弹、氢弹、核武器小型化等一系列重大跨越。它保障和支撑着我国的战略核威慑能力,是奠定我大国地位的“定海神针”。

在崎岖重叠的西南大山环抱中,这支隐秘强大的科研力量已默默存在了近60年。于敏、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等“两弹元勋”,曾战斗在这里,用强大科研实力护佑着祖国的和平和安宁。

他们是大山深处的潜伏者,他们是真正的面壁人。

面壁经年,与尘嚣隔绝,等到能公开身份时已是古稀之年,多位“两弹元勋”未及登上国家最高领奖台就与世长辞了,更有许多人奉献一生,始终不被世人所知。

标题书法: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姜悦楷

国家级实验装置神龙二号,是我国核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

斯人已逝,名将渐老。面对波谲云诡的全球大势和建设世界强国的新征程,新一代的中国面壁者接续使命,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

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繁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生,在坐拥全球风云的互联网世界长大,他们大多毕业于名校,但他们是否能如老一代科学家那样“深藏功与名”,耐得住山沟里的寂寞,继承下那辉煌且沉重的执剑人衣钵?

2018年新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进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走近“核九院”的年轻人。

驾驭神龙二号的人

“哗啦啦啦”,一个大型的卷帘门应声而起。给记者开门的,是身形单薄、穿着半旧夹克的80后何小中。

这个文弱书生是清华博士。

貌似“车库”的门内,是一个足以让人自叹渺小的宏大空间。神龙二号,国家级实验装置如一条巨型的“神龙”盘踞在此,裹挟着奔涌而至的万千能量。

在一个个像钢铁兵马俑一样列阵排开的供电装置面前,何小中介绍起神龙二号,眼里瞬时有了光——他就像这支庞大军团的指挥官,信心十足。

他第一次来中物院是大四时,那是一个樱花盛开的季节。九院的一切都被镶上了粉红的梦幻金边。当时还是神龙一号,何小中被瞬间击中:“如果我能在这里……”

时隔11年的今天,他已经是神龙二号的驾驭者之一。何小中和这个团队八九十位成员一起,在前人探索基础上,完全自主地设计建造了这支“钢铁军团”。

科研大国逐鹿天下。神龙二号是直线感应加速器,我国核武器闪光照相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何小中们站在核科技的最前沿。

美国研制的强流脉冲加速器目前能拍4张照片,但是脉冲跨度无法扩大。而神龙二号的技术路线是独创的,可瞬间拍3张照片,与神龙一号结合也能拍4张。同时,在许多参数上要比美国装置更强,性价比更高。“听说美国即将新建类似装置,也在参照我们的技术路线。”何小中很自豪。

神龙系列加速器的研制成功,让我国加速器技术上了一个大台阶。“它的拍照功能,拿出其中一点点技术成果,就能大大改进核医学CT设备。”何小中负责的一个项目,就是把加速器拍照技术民用化,“一旦批量国产化生产,人们上医院拍加强CT的价格能便宜一大半”。

如果用当下互联网创业市场的套路评价,何小中这样的技术精英,应该是身家千万上亿,西装革履在五星级酒店融资ABCD轮的“青年才俊”。

不过,用市值给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事业标价,恐怕无论多高,都显得廉价。

何小中每天进门,都经过一个简陋的张贴栏,上面有一张照片:他的清华老校友王淦昌先生正在埋头题字。

王淦昌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大师虽去,风范永存。他一笔一画的题词是:“继续努力,必须超过美国。”

80后山沟人

真正了不起的人,都深藏不露。一切伟大的事业,也是如此。

从绵阳出发,目标川北某县。一路上的蜀地山水,即使三九天也旖旎碧绿,汶川特大地震时滚落的巨石与险坡依稀可寻。

再往前翻过几重山,才能进入某研究所职工周一到周五的集体宿舍。科研生产地点还要再走数公里的山路,他们是“实打实的山沟人”。

而这儿,只是中物院人嘴里的“老点”之一,年龄大一些的九院人很多都有“老点情结”。

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1996年的题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提供

一群又一群名校精英看了招聘启事,前来勘察。到绵阳走了一批,到县里又走了一批,剩下的,发现到县城后还得往山里再走好几十公里,又有一批忍无可忍地回头离开了。

该所某研究室主任法涛,属于逆流而上最终留下来的人。这位北大博士有一张符合中国人审美的国字脸,嘴唇抿得很有力,自带一股遗世独立的正气。

一年365天,法涛和他的同事起码220多天都远离家人,工作在大山深处。

每个周五,天擦黑了,下班出山的大巴,首尾相接,在山高路窄的偏僻大山里蔚为壮观。

任务来了,很多人几个月不能离沟。回家,是这里最美的词。所以,法涛的微信头像就是婴儿的脸部特写:宝贝的小嘴微张,似乎在说,“快来爱我吧,爸爸”。

这些喜欢逆流而上钻山沟的80后技术骨干和室主任们,每个人都有炫目的文凭,都有广阔的国际视野,选择钻入这崇山峻岭,为什么呢?

一所的胡建波是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博士,后来在加州理工师从一位物理界的诺贝尔奖得主。

他是浙江人,本想去上海。一所的吴所长一句话就改变了他的人生:“这是一个核武器二次创业的机会,你来不来?”

去年10月,他带着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祖国,扎进了绵阳这座西部科技城。

位于绵阳的中物院大概适合各种不适应世俗的“呆萌”。这里可以避开大城市病——手机上班就被锁,没有什么芜杂信息干扰,开的车、住的房子都还不错,想生老二也毫无经济方面的担忧。复旦博士杨志剑说起同学在上海,忙碌的工作节奏和紧张的生活压力下,不敢生孩子,不能把老人请来身边——立刻获得很多同事的赞同。

这些凡俗的原因,是九院年轻人留下来的口头理由:“我们这里房价不太高,买得起大些的房子,幸福指数很高”“衣食无忧,后顾无忧,可以专心做科研”。

当更进一步走近他们,就能发现博士们选择这里的决定,或许来自别样的触动。

聚集在科研的“天堂”

七所牛津女博士徐晨将自己的人生抉择放在了毕业旅行的最后。当时,渡轮正在横穿英吉利海峡,周围很静只有涛声。一次经历跳入她脑海——

读博时她和同学去看一场新电影,座位周围都是英国本地人。黑暗中,她有事扫了一眼手机,马上关了。可没想到,后排的白人男性上来就在她头上锤了三下。

徐晨流着泪想:如果是在自己的祖国,或者如果自己是白人,绝不会受到这种侮辱。

她在船上决定,要将职业选择与强国梦合二为一。如今,29岁的她在牵头研究核废料的回收,手头的科研经费已过千万元。

七所的王欢,博士毕业于比利时的鲁汶大学。他记得2008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大地震、奥运会。有一天,他的比利时同事忽然冲进实验室高叫:“恭喜你,今天有3个中国人上太空了,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忙于做实验的王欢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倒是这个“老外”得意地报出了神舟7号3位中国航天员的名字。

“在欧洲,你看一个人一天的工作基本就代表了他的一生。没有太多激情,没有波澜壮阔,一眼能看到天边。”王欢来到绵阳,所长尊重他:去成都基地,还是去沟里?“既然来了,就去沟里吧”。

聚龙一号放电瞬间

南开本硕博9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分校两年,虽背靠大山,三所的张龙对那些把国外生活工作描绘成彼岸世界的“传说”嗤之以鼻。

受经济不景气影响,西方国家的科研经费拨款都在紧缩,搞科研的拿奖学金越来越困难。“美国学IT出来年薪15万美元,化学博士后出来才4万~5万美元。导向不是很清楚吗?”

真想搞科研,大山环绕的中物院就是“天堂”。

在中物院流传着一个“归去来”的故事。祝文军大学毕业来到中物院,5年后,他去复旦读博,再去香港工作。可香港3年的时光令他发现,那里虽然能接触更多前沿内容,但是做材料的人太多。他又回来了,“我喜欢做独一无二的事,而中物院具有独一无二的科研条件”。

九院的博士们最自豪的是:高校老师想做实验、拿数据,都要排队找设备、借地方,而在他们这里,有世界一流的设备、最棒的实验室,不需要排队等、费劲协调才能用!

不可避免地,海归会有一些水土不服。但这些80后想得很清楚,他们没有白皮肤和那些国家的基础教育,很难登上他国的核心舞台。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可能进入科技的中枢,只有自己的祖国走向强大,才能把格局与底蕴赐予她的优秀子孙。

“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里肯定不适合。”张龙说,但你想搞点事、干事业,就不需要犹豫。

要求的越少,离真理越近

青海草原、戈壁荒漠、深山沟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有一批活泼的年轻人,为中国核工业事业开疆拓土、留下伟业。

他们是核九院的奠基者,是那个时代新中国能够调配的“最强大脑”。

朱光亚、邓稼先、于敏、周光召们,那时正当年。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是国家的一声号召,他们便义无反顾:“搞个大炮仗,让祖国真正站起来!”

这一代人,从科学家到管理者到技术工人,每个人都如同一个反应堆,放射出前所未有的能量,照彻了历史的时空。

83岁的胡干达老人仍然耳聪目明反应敏锐。在中物院,他当了近30年的办公室主任,贴身服务过这些“两弹元勋”。

网上有人说,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如果把搞原子弹的钱都拿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不会有饥荒了吧?

老人说,实际上恰恰相反!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积贫积弱,核大国对我们进行核讹诈,核打击一触即发,中国处于战争的阴影中。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决定中国加紧研制核武器,“我们也要搞原子弹!”

3年困难时期,九院的大多数科技工作者还在青海高原,饥饿、浮肿折磨着他们。彭德怀元帅听说了,立刻打电话,让海军送来带鱼、陆军送来绵羊,保证原子弹的研究工作顺利推进。

“彭老总当然清楚,如果我们早有原子弹,抗美援朝的阵地上战士就不会牺牲那么多,甚至美国有可能就不敢来,原子弹是‘卫国重器’。”胡干达说。

然而,核九院本来要迎来500个苏联专家手把手地指导核武器研制,但最后出现在北京的只是一个什么关键技术都不说的“哑巴和尚”。而且苏方很快就毁约了。刚刚支起的摊子,只剩下一群仅仅知道一丁点核原理的年轻人。那是1959年6月,为了记住耻辱,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就叫“596”,也称“争气弹”。

“中国人聪明啊。”胡干达老人说。1945年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胖子”和“小男孩”,分别是两种核爆的激发方式,一种是内爆式,一种是枪式。

在九院九所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油画还原了当年一次关于技术思路的争论。周光召面向彭桓武,似寻求彭公评判,程开甲在其身后微笑不语。

中国的核武器研究路线,必须面对两种路径的选择。那时候中国资金有限,时间倒计时,只能二选一。缺少前期试验支撑,原理上都可以,所以两种意见争论异常激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当时的李觉院长让“技术大拿”朱光亚谈看法。朱光亚那时也不到40岁,为人稳重,不爱说话。而一旦发言,总是掷地有声。听取充分讨论后,他建议用内爆式。后来,中央拍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这条路径。

几十年后,美国解密当年“胖子”和“小男孩”在日本爆炸的效用,承认内爆式更有效,证实了我们当初的判断。

1996年全世界暂停核试之前,美国核试验1179次,中国只有45次。底子太薄了。胡干达说:“但中国人聪明,定的目标是一次试验多方收益。”把每一次试验的参数掰开了揉碎了进行研究,我们积累了很多独特的经验,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中国研制氢弹用时最短,更是创造了世界核武器科技史上的惊人奇迹。封锁、屏蔽,都没有阻挡当年的年轻人。

民间流传着“于敏构型”的故事,说五大拥核国家的氢弹理论模型只能分两类,中国的和外国的。中国能够以最快速度实现从核裂变到核聚变的飞跃,关键是于敏的物理贡献,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当然,九院以及于敏本人从不认同这个说法。对核工业人来说,西方那种个人至上的评价标准,不适合九院人集体奋斗、协同攻关的状态。

朱光亚对于敏的评价是:从材料、设计到构型,于敏对氢弹的成功研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那一年,1967年6月17日,于敏的超强大脑飞速运转,与九院的同志们一起让氢弹的轰鸣声响彻地球的时刻,他不过41岁。

于敏的名字,直到上世纪80年代获得全国劳模时,才算真正解密。

在那一代核工业年轻人中,王淦昌算是年长的。他一来九院就是副院长,当时条件很差,51岁的他和九院其他院领导,一起住帐篷,而让年轻的科技人员住条件稍好些的房子。

到今天,与世界并跑的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就是王淦昌1964年首先提出的。这一技术路线,后来被称为“人造太阳工程”,影响了中国核工业几十年,甚至关系到人类文明未来的千年大计。

邓稼先也一样,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年他才40岁。

因战备需要,1969年九院整体从青海搬迁到四川,分散于川北群山之间。看过《马兰花开》的人都知道,邓稼先与夫人许鹿希常年两地分居。1980年代,许老师终于答应来邓院长工作的绵阳梓潼看看。这是全院的喜讯。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胡干达更是紧张兴奋,他斟酌再三,决定把邓稼先卧室的一张1.2米的单人床换成双人床。

可邓稼先进门一看,问,床怎么换了?胡干达如实交代,“从招待所搬来的,让许老师睡得舒服点”。

邓院长狠狠地看了他一眼,发出指令,换回去!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无我之后,方能有彪炳史册的成就。后来,邓稼先和于敏,他们都把获得的属于个人的奖金,拿出来奖掖中物院和高校的年轻学子。

庄子说,嗜欲深者,其天机浅。苏格拉底说,他要求的东西越少,他离神越近。此之谓也。

胡干达说,中物院这棵大树,是全国人民在最困难的时候,勒紧裤腰带种起来的。有了“两弹一星”这棵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之后,我们中国人才算彻底站起来,挺直了民族的脊梁。

两弹一星,同样把中国保送成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让对中国欲下杀手的国家,不得不放下身段,甚至咬着牙前来握手。

正如习总书记说的,以战止战,能战方能言和。这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六十年,三代人

蓝可是于敏带的唯一的博士。在她眼里,老师于敏思维敏捷、逻辑严谨,他深刻的物理洞察力、快速的数学计算能力和非凡的记忆力让她惊叹,“那是几百年才能出一个的超强大脑”。

可为什么于敏不带学生?1980年代,于敏已是学部委员(即院士)。可十几年间,他一直没招到过一个博士生。

国之大业,没有接班人怎么行?

身边的人分析:一是他要求太高,面试全没过,报考于敏的学生成了“江湖上一个可怕的传说”;二是原子物理类专业太冷门,第一等的聪明人,那个年代都下海经商或出国了。

大概要命的是第三,当了于敏的学生户口没保障,那个年月研究生是宝贝,落个大城市户口轻轻松松,但九院并不保证能有北京户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核九院与很多军工单位一样,走上了艰难的“军转民”的道路。胡干达说,当年他们什么都干,洗衣机、电子管、房地产,各种合作各种尝试。但九院人老实惯了,十桩生意九被骗,赔得多挣得少。最惨的是,人才大量流失,不少人去了绵阳市里的长虹电器。

1991年6月,蓝可操着四川普通话跟于敏打了个招呼。那是在烟台养马岛的一次强激光研讨会上,她知道,65岁的于敏刚刚淘汰掉两个国内顶尖大学的男生。

“太紧张了!”第一次坐在圈子里名声赫赫的于敏对面,蓝可满心忐忑,“在浓密的眉毛后面,他的眼神太锐利了”。她本科是电子科大的,名气比北大清华差远了,他能选上我吗?

博士考试成绩出来了,蓝可落榜。

没想到,于敏却说:你先来工作吧,考察一年,如果行,明年再给你一次考我博士的机会。

中国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大权威,千挑万选要了个落榜生,还是个女的。很多人不明白。蓝可说于敏跟她在一起只谈工作,也从来没有解释过。

“他不会跟我谈别的,说起社会上事情,尤其阴暗面,他马上会打断:不管那些,咱们只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就在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见面这几天,导师于敏身体不好,住院了,一度处于半昏迷状态。

蓝可去医院看老师,从书包里掏出一摞材料,“于老师,我们刚刚做了8发物理实验,都很成功,我给您讲讲哦?”

她能感觉到,老师的眼皮一抬,那道锐利的目光直射出来。但同时警报也响了。监控仪显示,于敏的血压从140忽然飙升到208。

10分钟后于敏的血压才恢复。

“我们心意相通。”蓝可说,老师就是为了科研而生的,“我也是。”

九院人说起蓝可:人很瘦弱,但影响力很大,工作狂,女汉子,“像于敏”。

回想1991年的那次面试,也许,当理想的火苗最萎靡的时候,蓝可的执着和简单,就成了于敏最好的选择。

蓝可读博进入九院九所,一个组15个人。后来,年轻人基本都走了:有人下海发了财,有人改换门庭,也有人出国留学,改了行。

她舍不得,“我就喜欢科研”。蓝可最喜欢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悬挂着的一张巨幅油画,是当年程开甲和周光召激烈争论的场景。每次经过的时候,她都觉得很踏实,“我喜欢他们留下来的这种氛围”。

“杨振宁在美国入了国籍得了诺贝尔奖,也不能接触最尖端的武器领域啊。”胡干达说。到了较量的最高层,拼的不光是技术,还有你背后的那个国家。

这句话,说到了很多科研人的心坎里。20年后回头看,蓝可认为那些当年离开的小伙伴,选择了下海出国,其实就是选择了离开大国竞技的核心舞台。

这也许就是“国运”与个人成就的关系。

“真是天佑我中华,当年在国家最危险的时候,能在西部荒原集中这么一批优秀的青年,把‘两弹’搞出来!”在蓝可眼里,自己这些60后70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虽然可能无法超越老师,但责任重大,“必须把老一代的精神传承下来”。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国人被一掌击醒:大国之交,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只富不强,人家照样说打就打。

国防白皮书这样定位:“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深陷人才断层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迎来了机遇。

但,世易时移,开始富起来的中国很难再找到大批于敏、邓稼先式的人才了。

做科研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我。在核工业领域,要冲向新目标,路上的诱惑太多了,那么多岔路、那么多电阻,还有很多小目标……如果一个个面壁人不能激活身体里的小反应堆,恐怕就没有持续的能量,让他们完成更重的国家使命和更大的科技挑战。今天,在核禁试的时代,简单说就是转入实验室里探索武器物理规律,过去的核爆走向微观。在核领域的攀登之路更艰险了。“可控核聚变”,世界战略科技竞争的重要制高点,是人类文明大跃迁最根本的挑战之一。

于敏常对后辈们说:我们从无到有,很难;你们现在走向微观可控,更难!这是“第二次创业”。

人才淘汰的物理机制

中物院的节奏外表上看比北京上海慢一些,处处给人传递一种温暖的淡定。相对于三四线城市,九院人的收入水平不差,能保障他们拥有中上等的物质生活。

但表面的安逸下面,九院人有个“死穴”就是教育问题。别的都可以忍,但在孩子教育这件事上,九院人有点不淡定了。

上海一个顶级高校“抢”胡建波的时候,拍着胸脯说,尽管来,你孩子附中附小都给你包了,“这个条件真的很诱人,确实有点儿心动”。

法涛也有些犯嘀咕,从孩子出生,他们就总能感受到全国时不我待的教育焦虑。“在这个山沟里,会不会耽误了娃娃的前程?”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传统文化,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老一代中物院人,天天工作顾不了家,孩子在山沟里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明明都是海归名校,孩子有的竟连高中都没法上。“核二代”有的只能在单位里从事后勤保障服务工作,有的只能在社会上打工谋生。

但无欲无求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法涛只要不加班,周末就开上车,接上夫人孩子,一脚油门去成都。在那个繁华的大都市,听听音乐会看看比赛,让孩子在城市中心的游乐场玩一玩,见识一个四通八达的大社会。

没有人,没有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再伟大的事业都不能持久。

中物院人事教育部规划教育处处长李科,对九院过去30年人才“流动”规律,有一种近乎物理学的精确梳理:

第一阶段是“难招人”。横跨上世纪整个90年代,那的确是一个“卖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人们追求“富起来”,军工“遇冷”。

第二阶段是“好招人”。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军工重热,国家加大了各种投入,人才对九院“回暖”。

第三阶段是“招准人”,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战略牵引的一系列重大创新科技工程项目上马,九院重新找回了精气神儿。

李科说,人才成长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而最根本的一条,搞科技的人才,必须尽力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给他们一个赢得事业荣誉最大的舞台。

但事实上,这很难。

地理位置偏远,严格的保密,社会显示度低,必须克制社会上盛行的物欲和浮躁心态……决定了新生代“面壁者”,只能是个崇尚精神的精英群体。

这是一个按照明确可控目标而实施的“自然选择过程”,或者叫做“中物院人才淘汰机制”:

首先,高考将这些聪明的脑袋筛选出来,但其中更多的省、市、县状元流向了金融和经济学院。

其次,学物理的人都很聪明,改行搞金融驾轻就熟。在选择学物理的人中后来又流走一批。

然后,出国深造的人很多为生活所迫或者受到了年薪千万的诱惑,也去了华尔街。

最后,清华、北大、中科大这些中物院的定点班学生来到绵阳,又在现实生活的判断中,再次分流一批又一批。

……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只有经受住了大浪淘沙的人,才是中物院真正需要的人才。

纯金的颗粒

中物院这60年,像一块磨刀石,有太多的材料在上面磨,也因此显露了其成色和真面目。做中物院的“强国一代”,不是因为你牺牲了在大城市的优厚待遇,放弃了火热的互联网生活,就能做成的。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双向选择”。

2016年一年,这里流失了百余名青年才俊。

李科有点着急,但没用。因为这是由九院的人才筛选物理机制决定的。

名校博士应该在一个方向精研,钻之弥深。在中物院你即使是博士,也可能让你和工人师傅在一起,半年一年都要在车间解决一个个具体的加工技术难题。这里的技术工人不少是最牛的大国工匠,新来的毕业生,会被他们敲打。当你穿上统一的防辐射服,从头到脚都被套住,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只有两只眼睛用来交流。你受得了吗?

名校生多深谙在学术圈成名的路数,发论文结交名人接受采访,而中物院不少岗位你只做不说,而且可能永远都不能说。你受得了吗?

这里是任务导向,你必须在服务国家需要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创新性思维。你再聪明,也可能永远得不到诺贝尔奖,而只是大国重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你受得了吗?

……

“我难道不能自由选择吗?”“选择我的对口专业不行吗?”可以,但选择的首要前提是国家的需要。

大国核竞赛,是一场淘汰赛。这决定了中物院必须以同样的机制,来选择属于自己的人才。而选择的同时,就是淘汰。

四所的黄鑫清华毕业来中物院时,心里也是两个小人在打架,“社会上自由主义思潮对我还是有些影响的”。

后来去中国科学院大学读博士时,他曾试着挣钱。一边在学校做实验完成学业,一边用打游戏的时间来帮人做程序挣外快,两三万元进账好像也不难。有一天他忽然问自己,“我需要挣多少钱?我一辈子花多少就开心了?”

黄鑫意识到,挣钱养家当富人,太简单太没有挑战了。

等博士毕业,他再次走进中物院科技馆,从前难以入心入脑的“入院教育”震撼了他。他懂了,蜚声中外的大科学家、核武器事业的重要奠基人郭永怀先生,他的人生为什么无悔、为什么那么有意义。站在郭永怀烈士雕像前,黄鑫觉得自己的人生方向清晰了——如果说老一辈制造了歼7歼8,我们就必须造出歼20和五代机六代机。

是的,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傲娇时刻。

比如,九三阅兵和朱日和大阅兵,当大国重器东风31、东风5B这些战略核武器碾过屏幕、耀眼全球时,研究室的前辈们就会坐不住:“你看,你看!这个战斗部里有我的设计、有我的计算。”

新一代便会被感染,“10年后我设计的战斗部接受检阅时,我就可以对儿子说,你看这是你老爸团队做的!”这是用钱能买来的吗?

也因此,法涛们、胡建波们留下来了,他们相信有自己血脉的孩子会理解老爸的荣耀与付出的真实意义。

年轻学霸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他们开始关掉那些庸俗成功学的体系接口,把“一时挠不着的生活奇痒”真正放下。过去一边沉迷魔兽游戏一边搞研究也能出成绩的聪明头脑们,开始无暇个人生活了。

大浪淘沙,风雨砥砺,留下的,就是纯金的颗粒。

每次,蓝可一听到有谁说,“能干的人都出国了”,就很不服气。她会追上去抬杠:“我们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就是我们这群不能干的人干出来的。”

或者听到谁说,“中国培养的最顶尖人才都出国了”。蓝可也会追上去不服气地争辩:什么叫顶尖?那些学校只培养出了国就不回来的学生,能叫顶尖吗?国家培养了你,你不服务于这个国家,能叫顶尖吗?!

一朝壁破惊天下

在中物院八所,横卧着有两个足球场大的神光-Ⅲ号激光装置。

身高一米八的杨冬,经常带着名牌大学的在读生观摩。他的使命就是留下其中的黄金种子。

宣传栏上,贴着两张科幻电影海报:一张是《钢铁侠》,因为它身上的聚能环就是核聚变的小反应堆;另一张是《星际迷航》,飞船在宇宙中的跃迁也是靠核聚变提供能量。

这个有60年历史的科研高地,正在学着俯下身段,倾听90后95后的需求。

中科大毕业的杨冬发现,在用模型演示打靶的时候,每一个90后都会在听到“砰”的一声时特别兴奋。杨冬自己也是这样,当时在上海“神光-Ⅱ号”实习的时候,每次打靶之前,都有一个电子的声音,什么什么准备好了,然后是《斗牛士进行曲》,最后“砰”的一声。这种仪式感给了他巨大的诱惑。

潘建伟是杨冬中科大的前辈,他和他主导的量子通信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看来很可能在科学史上留下英名。“我呢?”——杨冬希望像师兄一样建功立业。对他来说,没挑战的事,为什么要干?!

36岁的清华人邹文康,不厌其烦地为记者讲述可控核聚变的原理。“这是进行极端条件物理研究的大科学实验很好的平台。”邹文康打开门,一座圆形大金属装置展露在记者面前。

“聚龙一号”如果通电,这些巨大的扇形金属装置,会释放出数百万安培的电流,散发出蓝色的光芒。能量流向那些靶心上的钨丝,在亿分之一秒内辐射出来功率数十万亿瓦的X射线……“当巨大的能量聚集在这些十分之一头发丝粗的钨丝上,引发核聚变”。

可控核聚变,人类能源革命的终极梦想。“真正的学霸来到这里,就会心里痒痒。”邹文康说。

杨冬他们走的是激光驱动聚变点火路径,而邹文康他们走的是Z箍缩驱动点火路径。人类探索未来聚变能源最前沿的两条路,建造出中国的“人造太阳”——就是两个人和他们所在团队每天的工作和要实现的宏伟目标。

面壁十年图破壁。中国面壁者的一个重要国家使命,就是突破人类科技极限的巨大挑战,使可控核聚变梦想成真,铸就新时代“两弹一星”新的辉煌,为人类文明进步服务。

杨冬、蓝可们,还有躺在病床上大脑仍然飞速运转的于敏先生,这几代人,正在共同酝酿、实施着这一世界上的超级大科学研究工程。

中国一度落后、一度彷徨,优越了上千年的基因,一旦被高温高压高强度的压迫状态所激发,那种深藏着的潜能,就开始聚集、融合和释放。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个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像沸腾的巨大电流,从这片土地的深处迸发出来,抛开了对那些“高鼻子先生”的幻想,拼尽了所有的力量,聚力那个伟大复兴的目标。

60年沧海桑田,重重蜀山依然沉默。

在记者面前,杨冬和中科大老同学言杰拥抱在一起,他们在一个院子里工作7年,这是第二次碰面。不见面不代表没联系,因为每个人手中的计算、心中的构思、忙碌的任务,都在服务于同一个国家级的大任务。

当年的“神童”们,今天聚集在一起并肩而战,正在开辟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径,挑战人类智商极限、忍耐力极限,和能量增益的极限。

杨冬很享受这种感觉。他常对参观的95后说:一个比神光-Ⅲ号更先进的装置,会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项目,影响着人类的未来。这是一道最难的题目,你愿意来应战吗?你敢来吗?你能来吗?

一束束强烈的高功率激光,闪电般冲向一个直径不到1毫米的靶腔,巨大的高能量密度等离子体下,氘氚材料应声而爆,原子聚变释放的能量四散溅开……

这时候,时间静止了。

只有望向微观世界旋转原子的一双双眼睛。那是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是钱三强、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是郭永怀、程开甲、彭桓武,是蓝可、是杨冬、是黄鑫、是邹文康、是何小中、是法涛——

“小时代”与他们无关。这些年轻人,注定是一个大时代的执剑人。

他们是中国面壁者。

[责任编辑:刘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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