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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局】现如今,真是在“国进民退”吗?

近一段时间以来,关心时局的岛友,无论职业为何,或多或少都会在舆论场上感受到一种现象:民企的日子不太好过。社保紧收、赋税重荷、融资实难、产权担忧、外部冲击……种种难处,不一而足。在此氛围下,同是企业,冠于名头之前的“国营”“民营”二字,一字差别,际遇殊异。加之今年来的一些事实案例,或是坊间无名人士“民营退场论”,更使一种思绪及情绪涌来:新一波“国进民退”,是否正在、或者已经到来?

事实

在某些领域,“国进民退”看起来是有一些事实支撑的。如,2018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2%。但各人饮水,冷暖所感不同:国有控股企业增长31.5%,私营企业增长10%。又如,同期,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数量,从2017年底的38.5万家,降至2018年初的37.2万家。换言之,短短数月,便有1.3万家规上工业企业被兼并或者结业。再如,今年以来被媒体广泛聚焦的一个事实是,国有资本收购的民营上市公司,数量已达24家。以上三个事实并非同样的论据,它们反映了不同的问题方位。我们先说后两个。

案例

先说被广泛关注的国资收购民营上市公司,毕竟这是支持近期“国进民退”论的一个比较有力证明。其实,梳理可以发现,今年以来,A股大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案例共有160件。以数量计,国资收购民营的比例占15%。按市值论,这24宗收购共涉及的市值为300亿元人民币,占转让股权企业总市值的18.7%,不足A股市值的0.1%。从这两个比例看,都不到20%,并不算高。

同样,考察这24家民营上市企业的经营状况可以看出,其中有8家的股价跌幅已经累计超过50%,另外16家跌幅超过30%(这两天暴跌之前);此外,还大量存在股权质押面临强制清仓、拖欠银行贷款、资不抵债等情况。换言之,资本市场上的这一波收购,与其将之佐证“国进民退”,不若称为“资本出清”更为恰当。在此时接盘这24家公司的国资,也不缺趁股价低迷收购、储备上市资源的动力,无论是主动为未来业务发展打算,或经地方政府暗示接盘、以避免地方上市民企倒闭清算。

在企业的兼并重组方面,上面列了1.3万家规模以上企业消失的现实;但如果关注同期国有企业数量变化可知,相较去年,国企数量减少了6000家。考虑到国企远低于民企数量的基数(国企和民企数量对比约为1:9),这一数字并不小。也就是说,在企业数量变化这个层面讨论“国进民退”,至少还不具备绝对的说服力。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讨论税负,根据中国企业协会的数据,中国私营企业的纳税率也不足国有企业的40%。

相较之下,上一个部分列出的首个事实其实更有讨论意义:为什么在当今的经济整体环境下,国营民营的企业经营状况、利润状况等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分野、甚至一些行业如同云泥?对此问题的讨论更容易带出真问题。

细节

细心的岛友可能还记得,前一阵子,侠客岛解读全国税收“超速”增长时指出,全国税收大幅增长主因是增值税增幅较大;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上有行业贡献较大,也就是原材料、大宗商品行业回暖带来的增值税增长,导致上游行业利润增加。上游好过、下游不好过,是真实的现状。恰好,上游行业多为国营控制,下游行业则多为竞争性行业,民企居多。除行业差别外,长期的市场环境痼疾也压抑了民企活力。比如,2016年的新增企业贷款中,国企占据78%,民企只占17% ;从平均融资规模看,国企从2015年的7.15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22.54 亿元,民企却从5.99亿元降至4.6亿元。国企民企面临的融资环境,此间可见一斑。

其实,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在40年来的改革开放史中都已起伏出现多次,尤其是当经济出现波动、发展提换挡位的时候尤其如此。毕竟,相较于国企背后的支撑,民企更多地存在于市场第一线,无更多保障——“春江水暖鸭先知”,江冷天寒亦先感。情况的确在变。“最大的外部因素”贸易战来袭,发展转型升级,困难“三期叠加”,需求分众多变,技术升级更快,都在给市场中的每个主体带来更多挑战。同样,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污染、房价高企、民生投入不足等,也在桎梏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加上知识产权、法治环境等大条件有待健全,大家有担心,有情绪,是很自然的。

换句话说,与其担心是否“国进民退”,或者将争论聚焦于此、甚至扩大至更带意识形态的层面,不如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如何更好厘清国企民企各自的职责、如何切实解决民企的困境上。毕竟,民企对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作用已经是常识,不必赘言。

定位

经济潮涨潮落,有其自身的规律。从市场规律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民企压力感受会更直观。从定位来说,国企是基础性、方向性、战略性行业居多,民企则更多是面向出口、消费的竞争性领域,因此压力更大。上下游行业生存状态差异,原因就在此。

前天,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召开。会上,刘鹤的讲话很生动:“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句话:国有资产监管,要坚持生产力优先。在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看来,长久以来,正是因为坚持其他标准优先,国企改革才一直缓慢推不动。要想厘清国企民企发展的关系,就得真正做好国企改革的内部分类问题,明确哪些是功能性行业(石油、电信等),哪些是公益性行业(如城市的水、电、气、路等),哪些又是竞争性(消费、房地产等)行业。

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已经写得很明白:国企改革,最终是要管资本,不是管资产,关键在于国企要建立健全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

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战略和安全领域,国有企业入局、控股、甚至垄断都无可非议,但是如果看到下游完全竞争性行业“来钱快”,就把触角伸向这些行业,甚至凭借某些固有优势挤占民营企业份额,就会带来不公平竞争的担忧。因此,在李锦看来,边界的区分,不仅有利于明确国企“分内”“分外”的职责,促进国企的结构调整、效率优化,更是为民营企业划定了相对安全明确的空间,有利于经济整体发展。

如侠客岛此前指出过的,9月习近平在东北考察期间“始终关心和支持民营经济”的一锤定音,和李克强在浙江时为国有、民营各类企业“打造一视同仁发展环境”“多听市场主体声音,多为企业排忧解难”的高层表态,已经说明中央对民间声音和担心的重视。对一批民营企业家冤假错案的平反,也彰显出捍卫产权、保护私营经济的决心。

真正要让民营企业、让市场放宽心,要厘清的就是这条长期的路子怎么走:这需要大智慧,也需要在国营和民营经济间保持合理的均衡。事实上,宪法、民商法、物权法都有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条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形成合力、以行动证明纲领。文/公子无忌、雪山小狐

 

[责任编辑:何文贞]

(原标题:【解局】现如今,真是在“国进民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