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 | 长征决策和出发的“历史之问”
时间：2026-10-13 09:47:49
来源： 当代江西
瑞金丰垅村马道口梁氏祠堂，见证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艰难决策、秘密部署、伟大出发和浴血留守。在这里，人们在溯源长征中不禁发问：当年，党和红军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前夕进行了哪些安排部署？党和红军怎样出发长征？
作者 | 苏春生 廖九平
题图 | 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
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首脑机关从瑞金沙洲坝迁到云石山乡。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形势非常严峻，为安全起见，各中央机关分散在云石山乡的各个村庄。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驻扎在丰垅村马道口梁氏祠堂，中革军委驻扎在梅岗，中央政府则驻扎在云山古寺中。在丰垅村马道口梁氏祠堂，中共中央讨论、决定、颁发了一系列军事和政治命令，见证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艰难决策、秘密部署、伟大出发和浴血留守。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这里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军主力长征后，在这里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守部队掩护主力突围转移，由此拉开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序幕。因此，丰垅村被誉为“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村”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策源地”。站在这座祠堂，人们在溯源长征中不禁发问：当年，党和红军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前夕进行了哪些安排部署？党和红军怎样出发长征？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步伐。中共中央敏锐认识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逐步由国内阶级矛盾向中日民族矛盾转化，北上抗日成为民心所向。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发布《对日战争宣言》，这是红色政权首次以国家政权名义发布的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公开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进一步旗帜鲜明亮出抗日主张。彼时，红军长征担负着双重历史使命，既要挽救陷入绝境的中国革命，保存党和红军骨干力量；又要肩负抗日救亡的民族希望，挺进抗日前沿，建立抗日前进阵地。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围剿”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以及李德脱离实际的军事指挥，红军抛弃了历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战术，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苏区日益缩小，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游击队应该做些什么》，《红色中华》第240期第2版
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地相继失守后，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留存瑞金、会昌、兴国等数个县域的狭小区域，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几乎没有可能。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作出了战略转移的艰难抉择。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外一个战场”的决定。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将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界地区撤退。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至此，经中央多次研究讨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最终正式确定。可见，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反复商讨研究、逐步完善形成的，既是应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被迫无奈之举，又是审时度势、客观判断战争形势、在政治上实施战略主动的结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9月30日）长征，是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战略转移，既是红军主力转移的军事行动，也是红色政权迁徙的政治行动。为秘密筹划战略转移各项事宜，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全权负责突围军事工作。军事牵制与罗塘谈判。1934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出由红七军团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东进福建，转战闽浙皖赣广大区域，宣传践行抗日主张，牵制调动国民党兵力。7月下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令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向西挺进，这一行动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作用。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红色中华》第221期与此同时，同粤军陈济棠部在寻乌罗塘进行秘密谈判，并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借道通行等五项协议，为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创造有利条件。兵员动员与物资准备。例如，自1934年5月至9月，全中央苏区累计扩大红军8万余人。组织开展“借谷运动”“筹款运动”“节省运动”，苏区群众踊跃借粮支援红军，妇女赶制军鞋、捐献金银首饰。1934年6月和7月，发出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的决定，两次筹粮计划都胜利完成，有力保障红军粮食供给。舆论引导与留守掩护。在舆论宣传上，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社论，暗示中央红军主力即将突围转移，并激励苏区军民“转移不是失败，而是为了争取更大胜利”。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干部和部队继续在中央苏区坚持作战。留在苏区的红24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1934年9月30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第239期发表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伟大远征。长征，是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统一号令下的统一行动。10月9日、10日，中革军委先后在瑞金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和《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对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计划作了具体安排。其中，《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是红军长征的“总命令”，《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是执行这一命令的具体命令。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与红军主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约8.6万余人，共同组成战略转移的野战军。
1934年10月9日，中革军委颁发的《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11月5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对军委直属部队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红军长征的历史功绩，不仅仅在于实现了战略转移、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更重要的是，经过长征的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走向成熟，确立了自己坚强成熟的领导核心。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